Z世代对动物和环境的态度
背景
任何社会运动要想长久持续，都需要吸引年轻一代，成为领导、倡导和支持其发展的后继力量。因此，对于动物保护和环境运动来说，了解Z世代成年人如何看待相关关键议题，以及他们可以从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Z世代常被形容为比上一代更具环保意识，比如包括瑞士环保少女Greta Thunberg发起的“未来星期五”倡议在内的许多大规模运动，但各国之间的差异似乎很大。研究发现，澳大利亚、波兰、美国和法国的年轻人比上一代人更关心气候变化，而日本的情况则相反，英国也没有显现强烈趋势。
在支持动物的态度上，来自14个地缘政治各不相同的国家的年轻人表示，伴侣动物、被养殖动物和野生动物的福利对他们很重要，但程度各异（Sinclair等，2022）。同样，在比较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性时，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在12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中排名最高（Sinclair等，2017）。但这一代人表现出的支持环境和动物的行为的背后原因，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考虑深入到这些领域，还尚未得到解答。
针对这一空白，本研究展开调查，显示了美国、中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受过大学教育的Z世代成年人（18-26岁）在环境和动物保护方面的观点、行动和职业计划。这些国家因其人口规模、区域重要性以及在全球动物贸易和农业中的作用而被选入研究，其呈现的多元视角可以为不同背景下的潜在运动领袖提供战略性参考。研究发现旨在为有志于从事这些领域工作的年轻人提供全球倡导战略、倡导讯息传递和互动参与方面的参考。
主要发现
- 四个国家受过大学教育的Z世代受访者对动物和环境保护持积极态度。绝大多数人（93%）对这些问题表示关注，86%的人表示倾向于购买环保和动物友好型产品。84%的受访者表示有为了环境或动物保护而改变自身行为。
- 亚洲受访者比美国受访者更有可能表示，自己和其所在的社会在保护环境和动物福祉方面有足够的作为。超过三分之一的亚洲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国家做得足够多，超过80%认为个人贡献足够多。相比之下，美国的受访者对自己的行为和所处文化都持更批评的观点，不到一半的人觉得自己做得足够，只有14%的人对社会的努力感到满意。
- 对环境的行动和关切比对动物的行动和关切更常见，被养殖动物尤其受到忽视。受访者，特别是亚洲受访者，很少提到被养殖动物。在讨论支持动物的行为或态度时，他们更注重伴侣动物和野生动物。这表明，在没有具体提示的情况下，人们所认知的动物保护更容易以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为主，而非被养殖动物。
- Z世代的行为改变侧重于减轻个人层面的伤害，而不是积极加入行动。虽然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有为帮助保护动物或环境调整自身行为，但主要形式是回收再利用、避免使用一次性塑料，以及选择环保或动物友好型产品，以减少自己对环境或动物的损害。然而，仅有少数人表示做出过更积极主动或生态可再生的行动，如植树、志愿服务、倡导或收养流浪动物。这些少数的积极行动者为其他人提供了深度参与环保和动物保护事业的示范。
- 采取行动的动机既有以人为中心，也有以动物/环境为中心。四个国家的受访者都表示支持采取环境行动，以保护人类不再继续受到伤害、保护子孙后代的福祉，并维护大自然的固有价值。然而，当具体讨论保护动物的行动时，受访者更有可能以对动物本身的好处为理由。这一方面的地区差异很大，中国受访者与其他受访国家相比，更加强调环境和动物行动对人类的好处。
- Z世代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障碍在于实际和情感层面，而非意识形态观念。参与者经常提到的主要阻碍为实际因素（如经济情况）和/或情感原因（如感到绝望或行动无济于事），而非意识形态（如不认为环保和保护动物很重要）。这表明倡导者可以通过识别和解决实际和情感方面的行动障碍以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而不必专注于改变核心价值观或认知。
- 各国对环境和动物问题的障碍和解决办法有很大的认知差异。印度尼西亚的受访者几乎一致将缺乏教育和认识视为主要障碍，并建议在基层开展倡导或从教育入手。中国受访者最有可能强调文化态度是采取行动的重大障碍，包括麻木不仁、无助感和对不良传统规范的遵循。相比之下，美国和泰国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强调企业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并往往从政治或自上而下的角度来应对这些挑战。
- Z世代受访者通常将问题归咎于个人的行为和态度，而不是系统性因素。受访者经常将问题归咎于无知、个人之恶或特定的文化习俗，而不是工厂养殖和采掘业等领域固有的系统性问题。这种趋势在亚洲强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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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对倡导者的建议
- 专注于解决情感和实际障碍，以吸引更多对环境和动物保护事业领域的兴趣。情感障碍（缺乏激情）和实际因素（缺乏技能或担心薪酬低和不稳定）是不采取环保行动的受访者和对这些职业不感兴趣的受访者最常见的障碍。对此可以考虑一系列干预措施，包括向更多人激发热情和承诺、提供技能发展和提高就业稳定性，以及为考虑从事相关领域的人提供有竞争力的报酬。
- 将叙事从个人改变扩展到系统性变革。虽然受访者所认为的障碍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侧重于个人行动，但我们的数据显示，一些年轻人认识到多个层面的障碍，并相信行动建设和体制变革等更有影响力的方法大有可为。以此为着力点，倡导者可以促进更多公众关注事半功倍的行动和系统性解决方案，赋能年轻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推动集体行动和体制改革。
- 开展超越传统地域划分的知识交流。各国之间存在意想不到的相似之处，例如美国和泰国的受访者对企业问责有所共识，说明可以开展知识共享，并识别哪些战略在不同背景下可以发挥作用、有何规律。
- 将被养殖动物问题与现有关切和动机联系起来。许多年轻人已经在关注环境保护或野生动物和伴侣动物的福利，尤其是与他们切身或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将被养殖动物问题置于这些现有关注领域的框架之下，有助于利用既有动机，使倡导活动对Z世代受众更具共鸣和吸引力。
- 开始对年轻群体开展倡导工作。我们的数据显示，不同地区的社会意识在不同年龄发展，但在一些亚洲国家，年轻人在进入大学之前可能缺乏培养社会、环境或动物意识的机会，是被严重忽视的触达对象。
- 利用对教育的重视，为动物和环境倡导建立战略支柱。正如我们的数据所反映的，Z世代对教育的坚定信念可能会推动他们作出积极的改变。通过让年轻人参与制定和测试分层干预措施（例如技能培养工作坊、政策扫盲计划和面向公众的教育活动），可以扩大和调整教育方法，以取得可衡量的、有影响力的成果。
- 按地区定制职业发展方案。各国对相关领域表现出强烈的职业兴趣，但各有不同，因此需要针对具体文化制定职业发展战略（例如，中国注重职业稳定，美国注重与个人热情相契合）。
- 基于不同社会和经济现实制定倡导办法。四国数据都突出表明，受访者都对国内外的社会经济差异有所认知，各具特色。这突出了倡导者认真调整倡导讯息和战略，以适应每个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的重要性。
对研究人员的建议
- 调查Z世代优先考虑环境问题而不是动物福利背后的动机。开展定性研究，探索Z世代更为偏好环境倡导的心理、文化和教育因素。理解这一优先排序背后的叙事、价值观和主观紧迫性，可以为动物保护活动提供量身定制的倡导讯息和战略。
- 探索代际变化对动物和环境保护态度的影响。开展更广泛或更有针对性的定性研究或纵向定量研究，以评估年轻一代的态度如何随时间的推移演变，以及与上几辈人有何不同。这可能有助于厘清年龄和代际效应，为教育、社会运动和技术发展对这些态度的影响提供新的见解，也有助于更有效地调整倡导战略，以适应代际变化。
- 分析责任观念上的文化差异。开展跨文化研究，了解不同地区如何将环境和动物伤害的责任归咎于企业和政府。寻找其中规律和底层驱动因素，有助于形成与当地态度产生共鸣的倡导战略，并改善公众对政策举措的参与度。
- 探索让被养殖动物在倡导工作中更加突显的战略。可以开展研究，探讨如何有效地将被养殖动物福利纳入可持续性和食品体系等既有倡导叙事之中。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成功呼吁行动进行案例研究，可以为如何弥合大众对被养殖动物和伴侣/野生动物之间的认识差距提供见解。
- 研究保育保护与野生动物福利倡导讯息之间的潜在联系。应开展研究，探讨对野生和自然环境的现有关切如何影响对野生动物福利和保育保护的态度，特别是环境保护原则可以如何扩展到动物保护目标，又可能产生怎样的矛盾冲突。
- 探索缓解措施多于主动行动的原因。从教育、行动主义规范、道德基础和社会期望等方面，探讨Z世代为什么更注重伤害预防而不是积极贡献。可以开展研究，探索可以采取哪些战略以扩大行动概念、调动参与积极性，并提高人们对具体行动的巨大影响的认识。
- 弥合对环境和动物职业的兴趣和追求之间的差距。探索是什么障碍导致一些年轻人表示对从业于这些领域感兴趣，但却不付诸实际追求。探查使环境相关职业更容易进入和受到尊崇的制度因素，例如成熟的职业路径和主流支持。研究人员可以与教育机构和倡导组织合作，制定和测试导师计划、职业途径倡议等干预措施，或确定可以实施哪些战略，为动物保护职业奠定将兴趣转化为实际职业追求的类似基础。
欲查看对各国的具体建议，请点击相应的国家标签。
对研究发现的应用
对本报告加以战略性利用的关键方法包括：
- 针对Z世代受众量身定制倡导讯息，鼓励其做出有利于动物和环境的决策；
- 规划如何让Z世代参与有利于动物和环境的专业行动；以及
- 确定哪些干预措施可能会最有效地吸引Z世代。
为此，我们推荐以下可能有所帮助的资源。
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Z世代在非营利组织中的作用，请查看Animal Advocacy Careers关于动物倡导运动的瓶颈和理想从业人选画像的报告，以及德勤关于Z世代和千禧一代加入气候运动的动机的调查。您也可能对我们的食品体系教育计划案例研究感兴趣。
欲查看美国Z世代有兴趣采取的支持动物的行动，请使用此图表工具查看18个选项。要阅读更多本报告所关注的个人与系统性倡导讯息对比的内容，请参阅这篇Pax Fauna文章和我们资料库中对工厂化养殖倡导讯息研究的摘要。如果您特别对中国Z世代感兴趣，请查看我们对针对该群体调查的资料库摘要。
了解一整代人并非易事。Faunalytics非常乐意为希望在自身工作中应用这些研究发现的倡导者和非营利组织提供无偿支持。请参加我们的线上开放时间或联系我们以获得协助。
项目幕后
研究团队
该项目的主要作者是A World of Good Initiative的Michelle Sinclair博士、Good Growth的Jack Stennet和Good Growth的Jah Ying Chung。Faunalytics的Andie Thompkins博士审查并监督了这项工作。
致谢
我们感谢在研究全程提供了宝贵意见的几位倡导者，也感谢我们的资助者对这项研究的慷慨支持。
研究术语
Faunalytics致力于让人人都能读懂研究。我们在报告中尽量避免使用行业和专业术语。如果您遇到不熟悉的术语或表述，请查看Faunalytics术语表中的简明定义和示例。
研究伦理声明
与Faunalytics的所有原创研究一样，本研究依据我们的研究伦理和数据处理政策所述标准进行。
中国调查的主要发现
- 中国年轻人对环境事务的参与率居中，但尤其关注当地。77%的受访者表示有改变生活方式，且特别强调实际问题，如外卖送餐浪费和当地环境问题。
- 对动物保护的关切主要集中于伴侣动物。虽然一些中国受访者与流浪动物和伴侣动物接触，但很少涉及被养殖动物。
- 中国年轻人的行为出于实际而非意识形态原因。中国Z世代最有可能叙述实际的，而非意识形态的行动动机。
- 对环境/动物领域的职业兴趣面临多重压力。虽然46%的中国受访者考虑过相关职业，但家庭期望和社会地位考量往往造成个人志向和社会压力的拉锯。
- 中国年轻人对国家在环境和动物保护方面的进步持怀疑态度。约有50%的人认为本国做得不够，特别是在动物保护方面，而他们对个人改变现状的能力也持悲观态度。
- 尽管态度悲观，但中国年轻人仍将制度视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渠道。虽然许多人对变革表示怀疑，但他们明显倾向于至上而下，通过政府行动和政策变革达成的解决方案，并辅以创造性的基层参与。
关于与中国Z世代接触的建议
宣传方面的建议
- 将倡导工作立足于当地的具体社区活动中。受访者对参与性活动的浓厚兴趣表明，可以开展注重亲身实践的当地倡议，而不是抽象的倡导讯息传播。
- 用明确可见的结果来界定环境行动。中国年轻人强调看到具体成果，这表明在传达倡导讯息时，需要表明倡导工作的直接影响，并致力于消除一些年轻人的无力感。
- 通过社交媒体讲述真实故事。受访者对社交媒体的大量使用和对线上创造性行动的热情表明，开展创造性的、年轻人主导的数字宣传行动，特别是侧重于污染和食品安全等相关问题的活动具有潜力。
职业方面的建议
- 将动物福利和环境保护工作树立为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的解决方案。可以借由对食品安全和污染的强烈担忧，将动物或环境保护职业定位为对关键社会需求的响应。人们对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的切身体会，可能是职业征聘叙事强有力的切入点。
- 宣传成熟行业中的相关职位。鉴于对传统职业稳定性的兴趣，可以突出现有行业中的动物或环境保护职位（例如咨询或合规），而非着眼于不太成熟的新领域。
- 强调可持续发展行业中的高报酬机会，例如绿色、环保或食品技术。中国受访者对高潜力职业的渴望表明，宣传收入可观的绿色部门工作机会是一项良策。
- 规划动物/环境方面的内容创作职业路径。强大的数字媒体参与为在线动物倡导、环境故事讲述和内容制作等职业提供了机会。
中国Z世代支持环保和动物的行动
大多数中国受访者（77%）表示为支持环境和动物保护改变了生活方式，该比例略低于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但与美国相似。
在中国受访者中，缓解环境损害的行动较为普遍，且显现出独特的本地趋势。除了垃圾分类和可重复使用的包袋等广泛采用的措施外，中国受访者还经常强调对外卖浪费的担忧，这是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快递应用的普及带来的特殊挑战。由于这些平台使用大量塑料，一些受访者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并减少外卖订单以减少浪费。这表明，虽然中国年轻人似乎对环保意识趋势有所响应，但其个人努力可能主要集中在实际的小规模缓解措施上。
在描述自身积极贡献时，中国Z世代受访者比其他国家的受访者更有可能提到帮助动物，特别是流浪动物、伴侣动物和与娱乐或文化活动有关的动物。受访者表示经常喂养、照顾或收养流浪猫狗，有些甚至还与这些动物的保护组织合作。他们还提到了对某些动物实践的回避，例如不参观管理不善的动物园、不光顾动物沦为“打工人”的狗猫咖啡馆、不消费动物娱乐或吃狗肉等。这种意识的提高往往由线上行动和社交媒体曝光驱动。一位受访者表示：
网上有关于狗肉节、虐狗虐猫的事件报道，我都会积极评论和转发。今年有一个物理高考状元，因为在网上发虐猫视频，被复旦大学取消成绩了。我觉得新一代中国年轻人对猫狗的保护很关心。
这一现象也进一步佐证，中国对某些动物实践的态度发生了代际转变（Carnovale等，2022）。然而，这种对动物福祉的关注很少延伸到用于食用的动物身上——很少有受访者提到减少肉类消费，这表明中国关于动物保护的讨论基本与养殖实践无关。
在职业层面，中国受访者对从事环境和动物倡导工作表现出中等兴趣（46%），与其他三个国家相比，中国受访者更倾向于从事与动物相关的工作。他们的职业兴趣涵盖领域广泛，包括栖息地保护、海洋保护以及流浪动物救援和庇护工作等。一些受访者提到了与这些兴趣相关的具体组织、大学专业或职业路径。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受访者表示希望将环境或动物福祉议题纳入现有的职业道路，例如媒体和传播、教育和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咨询。如此多样性突显了对与动物和环境工作有关的各种专业领域的理解。
中国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受家庭期望和社会地位的强烈影响，尤其是中国一孩政策之下十分普遍的独生子女（Li等，2020）。美国受访者倾向于将个人热情作为职业选择的动力，而中国年轻人更有可能提及外部压力与个人愿望之间的拉锯。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
希望工作可以更有意义感，积极地推进社会。但是作为独生子女，父母希望我变成成功人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做环保、动保的工作不太现实。
中国Z世代采取行动和不作为的理由
在中国，环境和动物行动的动机往往是实际因素，而非意识形态，而其他三国的动机更为平衡。中国参与者指出，其所见到的对人类福祉、经济发展、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的危害是采取行动的关键原因。一些受访者还描述了这些问题对自己及家人的直接影响：
家附近开有工厂，时不时会有恶臭气味，母亲近几年基因突变患罕见癌症。小时候常看到的蓝天也变灰，路边的植物都被灰尘笼罩。所有的一切联系在一起。
这表明一些中国年轻人的环境意识与其对环境恶化的切身体会有关，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受访者也表达了类似关切。
在能够清楚地看到所做努力的结果和效果时，中国年轻人会更有动力采取有利于环境和动物福祉的行动。受访者重视看到“确实有效的成果”，希望看到自身行动是“有用的、必要的”，并表示因为知道自己的行动有意义而采取行动。一些受访者提到了一种紧迫感，以及渴望从有意义的行动中找到使命感，因此可能更有动力。一位受访者表示：“觉得自己比较年轻，还需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很久，所以必须要爱惜和抓紧做些积极的行动。”在构思倡导讯息时，围绕某些行动的有效性，并结合与紧迫性和使命感相关的主题，可能会是让中国年轻人参与动物和环境倡议的有效方式。
中国Z世代对社会努力和障碍的看法
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自己为环境和动物福祉做得足够多，但对国家层面的努力，特别是在动物保护方面的作为信心较低：受访者中仅有7%认为自己对环境做得不够，13%认为自己对动物福祉做得不够；相比之下，50%认为中国在保护环境方面做得不够，54%认为中国在保护动物方面做得不够。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国家没有充分应对动物福祉问题的比例稍高于环境保护问题。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环境保护在国家决策中得到的关注远远多于动物保护（Oxford Energy，2024；Li，2021）。
年轻人认为中国私营和公共部门层面的体制障碍是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美国受访者通常关注于“自私的企业”，而中国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和系统性治理问题。受访者将“资本主义扩张”和“资本市场”视为问题，同时还强调了动物和环境保护方面“强制措施不够多”、“缺乏体制监督”以及“政府的不支持”。广义而言，这种担忧反映了对中国监管和执法能力的批评，这对一个不鼓励批评政府的国家来说可能令人意外。同样，印度尼西亚的受访者也没有对任何具体公司企业进行批评，表明中印两国看待私营部门与动物/环境问题的视角与美国和泰国有所不同。这可能反映出中国大众对企业行为的批判性较低，原因可能是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结构下，大型企业与政府往往界限模糊，还可能是对媒体的限制导致对企业与动物或环境危害之间关系的认识较低，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中国新闻已死。”
一些受访者还指出，环境和动物福祉问题与社会经济阶层有关。多位受访者将可持续消费视为“发展水平不错的中产家庭/个人可能考虑的生活习惯”，他们往往是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受环境损害的直接影响较小。一位受访者如此概括这一阶层区隔：
关心这些的人两极分化，有的太中产了，让人觉得是有钱人的娱乐。有的是切身相关的小人物，又离我们太远。
这种阶级鸿沟意味着在中国建立更广泛支持的潜在障碍可能与该国的高度不平等有关。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访者对这些问题有一定的认识，但与弱势群体相比，受环境损害的直接影响可能较小，因此不认为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有能力或有自由来优先考虑这些问题的精英阶层。
传统文化态度和社会规范也被视为中国环境和动物保护的障碍。许多受访者指出，人们普遍对集体行动持冷漠和消极态度，并深信人类高于动物。这些社会局限反映在关于“有害的文化和习俗”的评论中，以及“公众的思想观念难以改变，如认为动物是隶属于人的，不需要救助”这样的观察里。
中国受访者认为，影响其做出环境和动物友好型行动的障碍主要是实际考量，核心问题是认为自己缺乏作出有意义改变的知识和能力。一位受访者特别提到动物福利的相关信息透明度低，而且“缺乏对具体某个产品直接且高效的平替”。中国受访者还对影响的因果链，以及自身必须在环境保护与优质生活方式之间做出权衡表示犹疑。对如何产生影响力的迷茫，再加上中国社会的结构性障碍，可能导致年轻人对采取行动感到无力。
一些参与者指出，自己这代人更加悲观：“Z世代观念整体偏消极”，且生活的巨大压力为参与行动制造了额外障碍。受访者经常将疲累和压力列为关心环境和动物问题的障碍，其中一位受访者指出：
……大家都太忙了，太累了 ……很难关心环境、动物这种长远的问题。很多人可能自己都觉得自己像集约化养殖的动物。
不同于经常对环境趋势表示悲观的美国年轻人，中国年轻人的负面情绪似乎更多源于被社会压力和自身缺乏影响力的无力感所淹没的感觉。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对于自身都有很强无力感的社会，无法分出余力去关照其他群体。”
中国Z世代对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看法
这种悲观主义趋势延伸到关于解决办法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消极的作答很常见。一位受访者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举措的有效性均表示怀疑，指出：“我认为自上而下的改变的最高效的，但不太可能。自下而上的行动已经有很多了，但是都还没强大到推动政策或者系统性结构的变革。”同样，多位受访者认为，这些动物和环境问题没有解决之道，充分说明倡导者在与中国年轻人接触时，必须要考虑到这种普遍的无力感。
然而，这种负面情绪远非全局，不少受访者还是叙述了一系列潜在的解决方案。与美国受访者一样，许多中国受访者将制度机构视为解决渠道，强调需要出台更严格的法律、加强执法和企业参与环境保护。许多受访者主张采取具体的政策措施，如出台反动物虐待法、强制回收和对生态友好型产品提供补贴。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将为个人和企业创造必要的结构和激励。尽管先前提到了对公共部门壁垒的担忧，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有理由对中国体制变革的潜力持审慎乐观态度。例如，一位受访者指出，上海实施了垃圾分类，最初有专人负责监督合规情况并处以罚款，因此认为“国家可以从立法角度制定更严格的惩罚措施”。这一例子表明，在上海或广州等更富裕自由的城市实施此类举措，可能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更加容易。这些从解决方案出发的答复突出表明，中国年轻人可能认为体制变革是有希望的，因为他们看到在有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国家有实施改革的强大能力。
除了制度措施之外，中国年轻人还倾向于看到个人和社会层面行动的潜力，特别是通过创造性参与和年轻人主导的倡议。受访者建议的个人解决方案通常侧重于参与性活动和创造性媒介，让人们更接近动物和自然。创造性参与的例子包括社交媒体——例如“多做些贴近大众的真实内容”，而不是刻意或过度修饰的内容——以及让人们参与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在社会层面，受访者强调了倡导组织和基层运动的重要性，建议需要“发动少部分能感知的人去影响更多感知不到的人”，以及“在社区……从实际能做的小事做起”。对活动和志愿活动的强调似乎是中国调查独有的特点，这也许反映了政府组织的志愿活动在中国较为普遍，以及人们认为社区行动对引发社会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位受访者对基层变革理论作了更为复杂的叙述，显示中国的一些Z世代有仔细思考如何绕过与政府直接接触这一挑战而促成变革：
我认为只依靠政府是不实际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头培养。那更多的发声者在进行社群活动以及活动宣讲时，通过一个点去影响更多的人，传达更深层次保护环境的意识，教育更多用户，将思想通过链式传播，才能将意识根植于大众心中，有了意识才能付诸于行为。所以，其实需要更多的发声者。尤其在当下网络社交媒体空前发展下，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发声者。
